【新刊】赵凯欣 李俊杰 严 飞 侯晋轩｜平谣术：安徽省无为县“水鬼毛人”谣言治理（1953—1954）研究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21年第2期。图片来源：凤凰网。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有一场名为“水鬼毛人”的谣言在中国南方暴发。安徽省无为县在谣言暴发初期一直处于上下级之间的尴尬境地，情况较为混乱，激起了一系列干群冲突，但在政府采取严厉措施后，地方局势迅速稳定。过去学者受材料与视角所限，研究重心主要放在县级政权上。本文结合第一手的档案材料和田野访谈，将县级政权对谣言的处理政策放置在诸级政权之间的互动之中，对无为县政治谣言的事件史进行了社会学思路的再考察。本文指出，在理解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时，不能将之视作铁板一块。县级政权的应对策略——无论是“温和”／“严厉”的措施的实施，还是“群众闹事”／“反革命事件”的话语使用，都是在县级政权与上下级不断互动、反复修正中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县级与省级政权一直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非对立。

【关键词】“水鬼毛人”　谣言　话语　治理术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苏北、皖北、鲁南等地区多次出现规模较大的“毛人水怪”（又称“水鬼毛人”）谣言恐慌，谣传在水里有一种全身长满毛的怪物，会专门割除人体的生殖器官用于给苏联制造原子弹。1956年，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一份报告中称，“水鬼毛人”谣言在安徽蔓延至32个县。这场谣言持续时间长达10年，其中1953—1954年的大暴发则是历次谣言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次。

　　有关这一谣言的学术研究，目前仍较为有限。李若建的工作是具有开拓性的。他最早关注这一问题，利用公开出版的地方志与地方文史资料汇编对此进行了详细梳理，归纳了“水鬼毛人”谣言的主要内容与传播过程，并结合历史情境，从社会学特别是集体心理与集体记忆的角度对谣言的成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在李若建的分析中，“谣言实质上是一个在特殊区位、特殊年代中被激活和重新建构的集体记忆”。

　　大部分有关谣言的研究，都聚焦于谣言的接收方，即关注谣言作为一种人们口耳相传的民间讯息，是如何传播与扩散的，并指出在散播过程中人们的疯癫意识与非理性意识。那么，当谣言开始传播，并带动地方恐慌情绪的时候，基层政府是如何治理的？在基层政府应对和处理谣言的过程中，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之间是如何互动的？政治权力、治理话术与地方秩序又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共同形构出谣言治理的历史社会学图景的？

　　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安徽省无为县“水鬼毛人”事件为研究切入口，基于第一手档案史料、口述访谈与地方文史资料、地方志，深度展现和剖析地方政权在“阶级斗争”框架下处理谣言事件的内部决策过程——特别是县级政权与上下级之间的互动、不同话语与技术之间的互动，以及其后产生的影响。本文特别指出，县级政权的应对策略——无论是“温和”／“严厉”的措施的实施，还是“群众闹事”／“反革命事件”的话语使用，都是在县级政权与上下级不断互动、反复修正中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县级与省级政权一直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非对立。并且，无为县政治谣言的事件史背后，有一个更长时段的革命老区建设历史。新中国成立初期，无为县政权建设不足的实际与其长期以来“革命老区”的标签差距较大，这也潜在影响了谣言事件解决过程中的策略选择。

　　二、谣言治理术的社会学视角

　　治理的技艺或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是福柯（Michel Foucault）生命政治学中的重要范畴。福柯强调，权力从根本上说是治理的问题，理解权力最好从治理着眼。在此背景之下，处理谣言事件构成了治理的重要维度。

　　马俊亚从区域史的角度，利用地方志与报纸，对淮北地区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民众心理进行了长时段的分析。他认为谣言根源于“人们长期生活的不安全感”，地方政府对“毛人水怪”事件的解决，是“通过清除潜在的社会动员者来重构恐惧、而非解构恐惧，以稳定社会局面”。黄文治借助肥西县的个案，着重通过“地方督责政治”运转模式这一概念对事件处理过程进行归纳。侯松涛利用地方档案，结合口述资料，通过对山东郯城县的个案研究，梳理了在革命政权初建的历史背景下，“阶级斗争框架内处理的工作模式”是如何自上而下从县级政权进入乡村的。张江波搜集了多地档案材料，对鲁南地区“水鬼毛人”谣言的成因、变迁与治理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生动地勾勒出地方性的口头文化、乡村传统机制与国家权力间复杂的关系。这些学者的研究都说明，地方政权往往选择在“阶级斗争”的框架内处理谣言事件，把谣言问题意识形态化，并未在根本上解决矛盾，仅仅是重构了群体性恐惧。

　　与此同时，英国学者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亦在对新中国与苏联的政权如何处理“封建迷信”的比较研究中涉及“水鬼毛人”谣言。他将20世纪50年代中国出现的谣言分为“世俗性”（relate to this-worldly threats）与“超自然性”（relate to supernatural matters）两类，其中“世俗性”谣言指来自于现实世界的威胁，例如迫在眉睫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或核攻击；“超自然性”谣言涉及与超自然事物有关的谣言，如“恶魔入侵”或“世界末日”。这些谣言反映出不同类型或程度的恐惧，背后是新政权与民众之间的复杂关系。此外，他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蛤蟆精”（toad spirit）、“神水”（holy water）等谣言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对“神水”谣言的研究中，他指出许多地方干部自身也是“封建迷信”谣言传播的源头，中共基层政权并不像看上去那样“铁板一块”。这亦提示我们应加强对基层政权在谣言治理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考察。

　　在地方政权应对模式背后，除了长期以来“革命思维”所带来的思考惯性，还有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互动中，不同的人对具体事件的考量和变通。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当属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在这本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事件有一个转折点。乾隆皇帝开始重视地方的谣言情形，并怀疑这是一场“针对满清帝国的谣言”。而中央权力入场后，地方政府的手段转向暴力，官员上报更多案件以表忠诚和能力，并有刑讯逼供的情形出现。中央与地方的互动与矛盾，同时杂糅官僚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有限性，在行政层级中不断堆叠，从而衍生出制度设计难以想到的地方应对策略。这提示我们需要从地方政权上下级间的互动中寻找地方策略选择的线索。

　　此外，以曹树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档案与口述材料，针对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无为县的粮食征购、地方政治乃至性别侵犯等问题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与笔者的研究或可在较长时段互为补充，或可与某些议题互为印证。

　　三、研究方法

　　在目前所有有关安徽省无为县“水鬼毛人”的研究中，研究者均依托公开发表的资料以及二手文献资料，例如县志和地方志，而缺少第一手未公开发表的档案资料和内部文件，以及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录。以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李若建的研究为例，他所使用的资料，是省志、市志和各地县志，以及公开出版的地方文史资料汇编，而并未接触地方档案和进行田野调查。

　　如何寻找国家治理的历史脉络？周雪光曾指出：“必须努力超越正式制度和官方文本，搜寻有关非正式运作的历史资料，以便解读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之间的转化。”本研究的一手资料，来源于地方档案史料、口述访谈、地方文史资料和地方志的结合。我们对不同信源的史料进行对比与验证，从而系统梳理了谣言传入初期至谣言事件解决整个过程中，无为县地方政权应对谣言的策略、话语使用以及上下级的互动和影响。

　　这其中，地方档案史料来源于无为县档案馆所搜集到的区级（石涧区，大致范围即今天的石涧镇）与县级“水鬼毛人”事件报告，以及部分群众的检举揭发材料。这些材料有助于我们理解政府内部对“水鬼毛人”事件的认识，特别是区级与县级地方政府认知的异同。与此同时，笔者所在的团队2018年先后两次在无为县进行田野调查和口述史采集，并在无为县红庙镇、严桥镇与石涧镇做了将近50次访谈，对事件的亲历者和当时的地方基层官员共计60余人进行了口述史访谈。

　　而在内部文件与回忆录上，关于无为县“水鬼毛人”事件，目前有两篇回忆性文章，分别为张永松、吴志霄的《解放初期发生在无为县的“毛人水怪”事件》与任建华的《毛人水怪事件》。张永松曾在无为县政协文史工作组工作，担任《无为文史资料》主编，吴志霄曾担任无为县文化局副局长，两人的回忆录更大程度上可以看作官方的叙述。任建华的回忆录为当地内部出版资料。“水鬼毛人”事件发生时，任建华任无为县公安局秘书股股长。他在回忆录中较为细致地描述了县级干部下乡“平谣”、捉捕坏人等一系列事件，为我们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此外，我们也参考了《张恺帆回忆录》。张恺帆为无为当地人，曾于20世纪40年代在皖中行政公署任副主任，后来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他的回忆录对于我们理解无为县地方政府的权力应对思路，提供了第一手的上层分析视角。

　　四、无为县“水鬼毛人”谣言传播情况概述

　　（一）无为县情况概述

　　无为县地处安徽省中南部，清朝时为安徽省庐州府下设的直隶州。方志载，无为州“西北阻山，东南滨水，大江在东南”。这里是“水国之乡”，“支河叉流，密布全境，纵横河流，状如蛛网”。当地土地耕作多用圩田。“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水高田低，筑堤围护提”。因此，这里与“水鬼”“毛人”有关的传说也相当多，如《无为州志》载：

　　州中元夕放灯由来已久，灯前必设大牌，绘一兽形虎面麟足，雄势狰狞，振以金鼓，俗名虎头牌，实乃龙种，可辟水怪。相传米公知军时遗制，盖以濡须泽国也。

　　这样的形象长期存在于民间的集体记忆中，即使新中国成立很久以后也曾出现。有受访者回忆：

　　我那时候大概有十岁了吧，不知道可有十岁，（人们）全部都在我家睡。天气凉，那个大黑鱼就这么吊在篮子上面，那个梁。黑鱼就这么动，那个梁子也动。（有人喊：）“来咯，下来咯，在屋顶上下来咯。”然后一堆人这么喊，带枪的带枪，（有扁担的）插上扁担，（喊：）“在哪里啊？在哪里啊？”……也出奇，人家追追追，他们都像人一样，一下子全部跑到塘里去了，人全部跟它后面追，跑到塘里去了。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他们）到我家里，就坐在这里，就像人“哼”地叹气，姑爷爷（拿枪）把门一开，枪上面还有一个那东西响。枪对着前面像那么一冲，也没人，就有人叹气，就那时候“大跃进”“共产风”死的那些人……一追全部跑到塘里去了，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跑塘里去了，跟它后面跑到塘里去了。

　　这里也是历史上水患频发的地带，是当时中国主要贫困地区之一。马俊亚与侯松涛指出，淮北与郯城匪患多发，在各股势力时进时退中，乡村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无为县也是如此，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之后，无为处于国、共、日三方势力并存拉锯的状态，当地民众对“跑反”（躲避日本人）有着深刻的印象。

　　1949年1月21日无为解放，此后隶属安徽省芜湖专区。经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打击反动会道，以及整党、“三反”等党内运动，乡村旧的权力格局几乎被完全粉碎，乡村的基层政权初步建立。这些运动与“水鬼毛人”事件的产生和解决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通过划分农村阶级成分，对敌特组织、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等进行清查登记，以及清缴土匪与镇反运动，地方政权在乡村形成了一套新的身份确定方式，对控诉会、公审会等技术手段的使用也愈加熟练。

　　对于1953—1954年“水鬼毛人”谣言的大传播，李若建认为有几个特殊背景：一是1953年年初的治淮水利工程动用各地的大量民工，其中包括许多镇反运动中被判刑的人员，由此谣言在苏北产生并开始大规模传播；二是1953年的粮食统购统销；三是1954年的安徽水灾。正是随着1953年年初治淮水利工程结束与治淮民工返乡，谣言在苏北产生并开始大规模传播；之后，谣言才逐渐传入山东、安徽、河南、湖北等地。

　　具体到安徽省无为县，可以看到，随着1950年征募志愿兵役、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等政策的实施，民众与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这可能是谣言传入无为并大规模盛行的社会心理基础。1954年谣言事件结束后，在一份无为县公安局档案中有相关记载。一位60多岁的农民说：

　　政府是好要粮送粮，要钱给钱，要志愿军给兵，为什么要人卵蛋？真正要的话，就按每村摊，不能这样搞，我们不安。

　　还有烈属说：

　　听说政府要人卵蛋，真正要的话，我也出来干了。

　　由此可见，与马俊亚所描述的淮北情形类似，“20世纪四五十年代‘毛人水怪’事件发生时……（这里）既存在着民众普遍恐惧的土壤，也存在着大量具有社会动员能量的各色人等”。

　　（二）1953—1954年无为“水鬼毛人”谣言传播与干群冲突

　　目前，学者认为“毛人水怪”谣言最早于1946年出现在江苏省大丰县，新中国成立前夕也曾在蚌埠市流传。1953—1954年暴发的是历次谣言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次。谣言的主体“水鬼毛人”在早期被描绘成一种源于水中的怪物，但在后来的传播中明显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一是说“毛人”是政府的，二是与苏联相关。在无为县，谣传中国要挖250吨妇女奶头、胎儿和男人生殖器、眼球作为制造原子弹的材料，所以政府训练了大批“毛人”下乡收集；政府放出“毛人”……给苏联制造原子弹；还有说“毛人”有“三不挖”——军烈属、党团员、干部不挖。李若建对此分析说：

　　谣言明确地把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群体排除在“毛人”的袭击对象范围之外，把受害对象界定为民众，刻意分化农村社会群体。因此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党员、团员、干部就成为民众攻击的对象。

　　不过，在笔者采集到的口述资料中，这样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叙述并不多，可能是因为官方在其叙事中片面强调了谣言中意识色彩较浓的部分，也可能受到受访者年龄、生活经验，特别是官方主导“平谣”的影响。笔者听到较为普遍的说法是：

　　当时冬天下大雪，就在那个屋顶，走的那个脚印不知道有好大……当时就讲那个毛人那个爪子都是铜的，又放人家煤气到人家家里，一放人就混了（没有意识），逮到人，妇女就割奶，男人就割卵蛋。

　　1953—1954年暴发的“水鬼毛人”谣言起源于江苏省，在1953年底到1954年春夏间，谣言传播到安徽省。根据县志记载，谣言传至无为县后迅速扩散到全县大部分区乡。其后果是，群众产生恐惧心理，他们集体睡觉，站岗放哨，彻夜点灯，予以防范。几乎所有的受访者对此都有很深的印象。有受访者回忆：

　　实际上那时候就没人敢出门，一天到晚在家里躲着，就不敢出门，小孩子都不敢出门，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

　　这我见是见过，见过又没逮到哪一个，就光讲这里有，一夜到天亮不睡，叫人打更，叫人就夜里在村子里就这么巡逻。就这么巡，家里把这些老年人、小人（集中在一起）。

　　在张永松、吴志霄的文章中，将“水鬼毛人”谣言的传播者归结为“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李若建称之为“变革中的受冲击者”，包括更广泛的内容。实际上，传播者的身份是形形色色的，体现了“全民性”和“集体性”的特征，包含乡村社会所有阶层，这与侯松涛对山东郯城的研究结论是相似的。

　　根据官方的记载，在坏人煽动下，群情激动，动辄闹事。譬如石涧区黄雒乡金家村有一精神失常的青年妇女到处乱跑。一日路过范家院村，受到岗哨盘查，因从她身上搜出剪刀和针线，人们便确认她是“毛人水怪”。第二天一早就有数千名群众赶来看“毛人”。春节临近，回乡干部较多，地方政权也开始着手应对谣言并派干部下乡辟谣，干群冲突不断出现。譬如，在严桥区响山乡，在“坏人”操纵下，200多人聚集上山清缴“毛人”。回乡探亲的海军某部干部陈兆芝试图劝阻，反与之产生激烈冲突，受了重伤。

　　资料来源：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无为县志》；《关于无为县因“毛人”谣言所发生骚乱事件情况综合报告（底本）》（1954年3月2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6-1-009-3；《关于无为县因“毛人”谣言所发生骚乱事件情况综合报告》（1954年3月6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6-1-009-3；张永松、吴志霄：《解放初期发生在无为县的”毛人水怪”事件》，载《江淮文史》1999年第 4期；任建华：《毛人水怪事件》，载无为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无为记忆》，2013年。

　　根据地方志、回忆录，比照搜集的档案，笔者将无为县“水鬼毛人”谣言事件划分为“谣言传播”“群众冲突”与“干群冲突”三个阶段，其地理分布如图1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水鬼毛人”谣言在全县很多区乡都有传播，分布较广，且影响很大，动辄有千人围观的事件。较为激烈的干群冲突在北部严桥区、石涧区较多。此地倚靠巢湖与山区，是谣言最先传入的地方，也是官方记载与档案中干部下乡辟谣的主要地点。

　　五、从尴尬处境到威权治理：地方政权应对策略概述

　　在官方叙述中，“水鬼毛人”事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水鬼毛人”谣言传入后在民间产生大范围恐慌，人们难以正常生产劳动；第二阶段，坏人趁机传谣，在其操纵下群众不信任干部，干群冲突愈演愈烈，甚至下乡辟谣的县级干部都受到侵害；第三阶段，地方政权面对严峻事态，采取强硬措施迅速平息暴乱，并安定群众的生活，谣言事件最终得到解决。类似的逻辑也体现在地方志、县档案等材料中。

　　“水鬼毛人”谣言传入无为县后愈演愈烈，从群体恐慌、群众骚乱自发地发展至干群冲突，地方政权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措施予以解决。有记载的干群冲突皆集中在1954年2月3日及其后的一段时间。正值春节，回乡干部很多，县级政权也派大量干部下乡辟谣。那么，在此之前地方政权的应对情况是怎样的？这段时间密集的干群冲突与干部下乡辟谣是否有关系？从谣言传入初期至谣言事件解决整个过程中，无为地方政权又是如何应对谣言的？

　　（一）尴尬处境：谣言传入初期

　　直观地看，在“水鬼毛人”谣言初期，无为县级政权无论面对上级（地、省级政权）还是下级（乡级政权），都处于“束手束脚”的境地。其应对策略在与上下级的互动中屡次转变，这也直接导致谣言在无为县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

　　根据记载，安徽“水鬼毛人”谣言是1953 年8月中旬由船民及来往群众从邻省江苏传入的。鉴于邻省江苏的情况，安徽省公安厅在1953年3月12日，即安徽暴发大面积“水鬼毛人”谣言之前，就已经发出《关于平息“水鬼毛人”谣言的情况和意见》指导地方“平谣”工作。该文件特别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派较强的干部组织少数可靠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事先对可能装鬼作怪的分子进行调查研究，若发现有乘机进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装神弄鬼，应及时打击；有重点、有目的地布置侦查工作。

　　此时谣言尚未传入无为县，也很难知晓无为地方政府做了什么样的准备。从文件的内容来看，安徽省委虽然有完整的“平谣”指示，但“预防谣言”环节较为欠缺。

　　1954年1月5日，安徽省委宣传部将《关于平息“水鬼毛人”谣言的宣传指示》发到临近无为县的肥西县委。安徽省委从宣传内容、宣传方法及管制手段等三个方面提出指示意见。在这份文件中，安徽省委开始要求在未发生谣言的地方也开展宣传工作，“迅速主动地向基层干部和群众正面揭发谣言”，并对“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地主阶级分子”进行管制与监视。可以看到，安徽省委开始转变策略，在未发生谣言的地方主动出击。

　　1954年1月8日，安徽省委转发了《芜湖地委关于和、含、巢三县发生“毛人”谣言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严密注意和检查所属地区的谣言情况，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平息和防止此类反动谣言继续蔓延。1954年1月10日，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平息“水鬼毛人”谣言的通知》，继续要求各地、市、县委必须迅速设法平息谣言。省公安厅根据省委通知，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在谣言已平息或过去谣言严重的地区，有重点、有目标地普遍发动一次反谣言斗争。同时，省公安厅派出6个工作组，分赴滁县、宿县、阜阳、芜湖等专区的重点县，检查谣言追查平息情况，各级公安机关按省委、省公安厅指示，派出大批干部，深入谣言传播区域开展“平谣”工作。

　　谣言传入无为县的时间大约在1953年末至1954年1月。在谣言传入初期，由于只在少数地区传播，规模不大，地方政府主要采取“堵谣”平息的策略，为后期干群矛盾的激化埋下了隐患。

　　根据事后的报告，1954年1月初，“毛人”谣言仅在黄雒、陡沟等区的部分乡少数群众中传播，至1月中旬蔓延到严桥、石涧等区，情况较为严重；具体到石涧区，“毛人水鬼”谣言是从1954年1月15日出现的，首先在石涧区牌楼、青苔等乡有自发集体打更、集体睡觉的情形，继而引起全区波动。从另一则材料中也可以看到，在1953年12月之前，无为县尚未出现“水鬼毛人”的谣言，12月之后，横山乡的郭登水从南京回家，散布谣言：“南京柳洲不能存身，到晚无处躲藏，否则，不躲不藏，毛主席放下来的党团员专门割男人卵蛋和妇女的乳头。”其实当时郭登水并未提及“水鬼毛人”，但内容与其后的“水鬼毛人”谣言十分相似，可视作该谣言最初的流传状态。

　　根据任建华的回忆，也是在这段时间，时任安徽省公安厅一处二科科长朱国良根据省委指示来到无为县严桥区福民乡检查“平谣”情况，在有关干部会议上宣传省委的辟谣指示，此时无为地方应该还在遵循省委1954年1月5日与1月10日的文件要求。

　　据任建华的回忆，在省公安厅干部下乡检查“平谣”情况二三天后，省委又下达了新的指示，大致内容是因为目前群众文化程度不高，封建迷信思想浓厚，“毛人水怪”谣言只在部分地区传播，若公开地、全面地辟谣，反而使谣言传播得更广。与先前“疏导”（辟谣）的方式相反，新的指示要求干部“堵谣”，意即通过较为严厉的方式禁止群众胡说谣言之事。无为县公安局长左明树根据这一指示，要求秘书股起草一份“打坝子”文件，内容为不准胡说“水鬼毛人”之事。这也提示我们，在1954年1月中下旬，谣言在无为县的流传程度不是特别严重，尚未遍布全县。

　　1954年1月22日县委召开紧急会议，继续部署平息谣言的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公安工作的重点“以平息毛人谣言为主”，要求公安局“集中力量重点平息，西北乡主要是继续巩固平息”。因为前期预防效果可能不佳，加之新发“堵谣”指示的影响，使得干部缩手缩脚，任建华即认为这一指示使得“干部也就没有及时引导群众对谣言性质、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性进行分析、判断，给谣言的流传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类似地，石涧区委在事后报告中认为：

　　谣言开始时，我区领导上受着政策限制小手小脚，不敢大张旗鼓宣传揭发谣言，对传谣只是教育没有大胆的处理，站在被动（的局面）。

　　无为县公安局在事后报告中也说道：

　　由于平谣经验不足，在谣言传开后尚错误地采用“只追不揭”方法，对揭谣、防谣的宣传教育工作注意不够。

　　红庙镇闸北村的一位受访者也记得当时政权辟谣工作没有深入到乡村：

　　（问：就是冲突发生之前有人下来辟谣吗？）

　　没有，没有辟谣的，只有一个老党员老干部说没有这回事，这么讲的。（但）这话不能讲，你讲大家都说你就是毛人，当时政府没有出面……没有把事实讲出来，当时谣言越传越大。

　　1954年2月初，干群矛盾也开始激化。随着干部春节回家，甚至出现了打干部的现象。如在2月3日（阴历正月初一），严桥区响山乡与石涧区牌楼乡群众聚集起200多人上山清缴“毛人”，路过的返乡海军干部试图劝阻，被怀疑为“水鬼毛人”，与群众产生激烈冲突，最后受伤。

　　在这种情况下，县委依然采取区域性“堵谣”的方法，要求凡能回乡过春节的干部，特别是科局长都要于1月31日（阴历腊月二十七日）前回家，传达公安局文件展开“堵谣”。任建华被分配到他的家乡严桥区，在这里，“堵谣”的策略遭到了严桥区委书记彭昌文和区长夏泽民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目前群众普遍相信“水鬼毛人”是“共产党放出来的”，干群关系紧张，区域性的“堵谣”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公开辟谣才能消除群众误解。因此，任建华在听从区委意见后，向无为县公安局局长作了电话汇报，决定改变“堵谣”的策略，在严桥区响山镇率先组织群众大会公开辟谣。不过，这些工作尚未开展，干群矛盾已至激烈的程度。

　　（二）事与愿违：县级政权平谣工作与干群矛盾扩大化

　　在“堵谣”过程中，党团干部被派往地方，与谣言传播者、煽动者及民众遭遇，会有意无意地被误解为是政府有意训练并被放出的“水鬼毛人”，由此引发颇多干群冲突事件。

　　任建华跟无为县公安局左明树局长汇报后，决定在“水鬼毛人”谣言最为严重的严桥区响山乡召开群众大会公开辟谣。春节保卫工作繁重，因此只派出了顾金德、翟恩章二人侦查小组下乡协助。二人在1954年2月3日下午路过红庙区闸北店时找村民问路，因是陌生人，被村民当作“水鬼毛人”围攻扣押，在一位老奶奶的劝阻下才免除了皮肉之苦，民众甚至组织了“审判庭”对二人进行审讯。任建华派他的侄儿到县公安局报告，在路上也被一伙青年困住，被村中长辈批评后才作罢。

　　公安局干部被扣押的消息很快传至各地，并演化成与政府对立的谣言，事态进一步恶化。2月4日上午，闸北乡治安主任赵庭德、行政村主任赵先顺等4 名干部到闸北店做宣传工作，遭到扣押、审讯、殴打，其亲属也被殴打。同时，闻讯前来解救公安干部的三水乡团山大队民兵营长王正元也被打伤溺死，围观群众达千人之多。在闸北油坊老板夏继久的劝阻下，民众才散去。对这一起“闸北事件”，今天闸北村的老人还印象很深：

　　王正元就被打死就在这个……池塘边，就是进来油坊这个路上。就把他打伤，后来淹死了……这个把他打死的“坏分子”，这个人叫夏之慧（音），说要“收干部的枪”。

　　相邻不远南庄村的受访者对此也有耳闻：

　　当时有人下来了解，县政府的干部，把他枪缴了。是个姓王的，叫什么王明岩（音）？讲他是坏人，就把人活活打死了，讲他是毛人，然后县里干部就下来视察，那时候有便衣他们带枪，我也没看过，都是听说的，那时候1954年，我们才十岁。（问：那这个是您记得，还是听大人说的？）我记得，当时晚上都睡在一起。

　　闸北村与南庄村相距不过2公里，对比这两则口述，可以发现受访者的记忆随着距离也发生了细微的改变，受害者王正元的身份由民兵队长变为“县政府的干部”，南庄村受访者的记忆可能已经与别的事件混杂，也可能不自觉地受到了事后政府宣传话语的影响。

　　无为县委也在2月3日清晨召开紧急会议，抽调几十名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的干部到严桥、石涧等区做群众疏导工作。2月4日下午，县委副书记、原严桥区区长邾达民率宣传部长徐干等人前往严桥平谣，行至该区花家冲遭到民众围堵。他向附近曾经熟悉的一位吴姓群众求援，说：“你哥哥吴定城不是和我一起在区里工作过？他现在是县财政局长了，也是‘毛人水怪’了？”吴姓群众却答复：“以前你是区长，常和哥哥一同去我家，我认识你。但现在谁知道你又是干什么的？”由此可见，即使是下乡平谣的干部，对于大部分群众来说仍然是陌生人。幸好人群中还有一位烈属认识邾达民，把他们带到自家保护起来。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魏新民、县卫生院院长朱荣跃、石涧区区长李去非等人在平谣途中，又被石涧区四漥村（今夏洼村）民众围截殴打。

　　在事后的报告中，这些群众性暴力事件被定性为干群冲突，事件的参与者也被冠以“坏分子”“反革命分子”“落后群众”等政治标签。如果我们去掉这些标签就事论事，与任建华的回忆进行参照，可以发现这些事件很难说一开始就以干部为主要对象。有受访者表示：

　　有的干部什么的腰边挂刀子，还有裁缝挂剪子，人家就讲是他们干的，挖人家眼睛割人家卵蛋，就打他。不知道是干部还是（什么人），一打国家来了，国家就把他们逮起来了，他们打人……他们怀疑呀，又有刀子，有剪子。

　　这里“挂刀子”的干部与“挂剪子”的裁缝是作为类似面孔出现的。村民围攻干部更主要的原因，似乎在于谣言的传播使村民对陌生人始终保持警惕，非本土干部的出现愈加激化了村民对陌生人的恐慌情绪，而他们的“干部”身份与“刀子”等标志物则进一步刺激了村民的神经，使冲突不可避免，其后果也不断升级。上文中，无论是县公安小队顾金德、翟恩章，还是县委副书记邾达民等县级干部，与村民发生矛盾亦多因其“陌生人”属性。某种程度上，正因为各级政府反应比较快，党团干部与谣言本身几乎同步到达地方社会，这些陌生面孔的出现反而激化了冲突事件的发生。

　　（三）立见成效：地方政权的强力策略与谣言平息

　　1954年2月3日清晨，县委会议主要内容还是布置干部下乡辟谣。短时间内一系列干群冲突成为无为地方应对策略改变的转折点。2月4日，即顾金德、翟恩章二人被扣押的第二天，县级干部试图平谣遭到围堵后，群众一系列无序骚乱遂演化成“严桥事件”，惊动了地委、省委乃至华东公安部，省委书记曾希圣为此“大发脾气”。省委认为“严桥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应采取武装镇压的手段解决，为此给部队下达了三条指示：

　　（1）各级指战员要以战斗态势对待平暴。

　　（2）在部队行进或是地方干部执行任务时，遇有围攻、对抗、骚乱，在说服无效危及安全时，可使用武器。

　　（3）聚众持械威胁或进行对抗时，二百米外鸣枪警告；一百米以内打倒几个；五十米内，来多少消灭多少。

　　芜湖地委指令公安处全力以赴，迅速平息事态。无为县公安大队严大队长速调公安部队两个连，并请求芜湖军分区调一个营的兵力，协助平息动乱。在2月4日晚与2月5日，先后有两支部队赶到严桥区与石涧区。根据指示，部队每到一个重点村庄，都在制高点上架设机枪，封锁交通要道，对村庄进行清查，逮捕主要闹事人员，收回被抢夺的枪支。随时就地召开会议，揭发谣言，号召群众检举坏人，不再相信坏分子。

　　在逮捕为首分子后，对其进行突击审查并将材料电话报请省府批准，于2月8日在闸北乡召开严桥、石涧、红庙等区19个乡近万人的公审大会，当众宣布7名为首分子的罪行并执行枪决。在公审大会上，周俊县长作了报告，讲明新生政权为人民做的各种好事与人民在党领导下翻身的各种事例，号召群众安心生产，不再相信谣言。当时部队的指挥部就设在闸北村油厂，嫌疑分子也被关押在此处。据当地受访者讲：

　　就在这后面（指闸北油厂后面），举行万人公审大会，大会枪毙（人）了，就在这后面。（问：真的有一万个人那么多嘛？）有，那时候人山人海，有部队戒严，机关枪部队戒严，当时我才十岁。（问：那当时油坊也挤满了人看吗？）油坊就是关那些逮起来的人。

　　距离闸北村不远的南庄村也有类似情形：

　　然后国家就派部队下来了，一个县级干部姓朱，下来了，那个部队每天开会，我们都看到了，逮捕了好多人。

　　随后在严桥、石涧、泉塘、蜀山等地先后召开万人大会5次，以及不同规模的党团员、民兵和群众会议，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工作。

　　政府强力治理的效果也是较为显著的。此后，虽然在别的区乡仍间或有干群冲突，但未发展为较为严重的动乱。任建华回忆，经过教育，群众的思想转变很快，纷纷反映情况，检举谣言传播者。一些信谣、传谣的群众也向干部做检讨，社会秩序随之恢复正常。档案中记载，有群众说：

　　政府、解放军迟来两天，我们群众夜里是不能睡觉，白天抛荒生产。

　　还有牌楼乡农会主任说：

　　如这次部队不来镇压，我们在家寸步难行，就要被坏蛋管制起来。这次把这些坏蛋镇压了和逮捕起来，我们能安心生产和睡觉。

　　同时，政法机关对拘留的大约三百人，组织了20人分4个小组进行突击清理。视情节轻重和个人态度，分别作了严肃处理。截至1954年3月4日，判处7人死刑（已执行），拟执行死刑8人，徒刑67人，教育释放220人。在全县境内谣言也不再存在。华东公安部等领导在审查材料与口供后，认为案件性质需要改变，其不属于有组织的反革命暴动，而是群众在“反革命谣言”蛊惑下自发性的骚乱。因此，没有执行拟定的第二批枪决。

　　六、政权诸级互动与谣言深层次原因探究

　　从无为“水鬼毛人”事件的一系列过程看，无为地方政权在应对时策略变化很多，不可将之视作铁板一块。安徽省委在1953年3月，即谣言传入9个月前就下达了相关指示，并在1954年初有连续的指示督促“平谣”。然而，无为县对谣言的预防与初步治理效果是不甚理想的。直观地看，在“水鬼毛人”事件中，无为县级政权无论面对上级（地、省级政权）还是下级（乡级政权），都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

　　在与上级政权的互动中，无为县级政权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难以发展自身的能动性。省委的指示一方面可能距离地方实际情况较远，趋于理想化；另一方面下达指令常有变动，县级政权只能惯性地将指令贯彻到地方。

　　在与下级政权的互动中，政策在具体执行时可能不切合基层实际，且区、乡级政权领导者比较有主见，新生的县级政权有时也处于劣势地位，不得不反过来对政策进行修正，无为的情形就是这样。无为县公安局局长在秘书股股长任建华、严桥区区委书记彭昌文和区长夏泽民的建议下决定改变“堵谣”策略，1954年2月4日（阴历正月初二）在响山乡召开群众大会，虽然因一系列事件未能实现，但也体现了有主见的区级领导人可以反过来影响县级政权的指示。另一方面，山东郯城的案例提示我们，如果区、乡级政权缺乏决断力，面对复杂的地方情形，在执行县级指令时也可能“不知所措”，基层干部急，向区委“乱要办法”，区委干部则“缺乏冷静表现手忙脚乱、束手无策”，只好不断上报县委“反映情况”和请求具体指示。

　　在山东郯城案例中，乡村干部难以有效动员全村力量，下乡干部亦无法进入村庄。类似地，在“水鬼毛人”事件中，无为乡村政权似乎也未能发挥相应作用。在任建华的回忆中，在缓解干群冲突过程中，乡村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除了一位烈属外，主要是家族中的长辈、在地方比较有威望的油坊老板等“乡村精英”起到了主要作用。

　　无为虽然常被认为是“革命老区”，但实际上基层政权的建设难言完善。无为县曾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新四军的老根据地，1941年至1945年新四军第七师司令部就位于今天的无为县红庙乡海云行政村。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当时是七师政委，曾在无为县长期工作，甚至因为其夫人的关系，视无为县为第二故乡，对无为县感情很深。

　　1945年中共部队北撤后，无为全区留下的党员只有300多名，干部数量少，组织基础薄弱。该县没有经过土改动员，基层政权尚未改造，“乡村仍是保甲制度，保甲长的统治势力仍很大”。在渡江战役前夕，解放军在无为县境内开展船工动员工作，曾一度陷入困境。渡江战役结束后，解放军第二十七军政治部在工作总结中认为，无为县虽曾为中共的老根据地，仍属于“工作薄弱的新恢复区”。

　　从无为互助组普及的情况看，1952年11月无为全县有39082户参加互助组，占总农户的19.15％；到1953年12月28日，全县组织起来的互助组、合作社有9319个，73232户，占全县总农户的比例为37%。而安徽省各地在1952年6月已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445175个，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已达到49.5％。无为县互助组的发展情况远低于安徽省的平均水平。此时农村整党已经结束，无为乡村干部的数量仍需提高。1952年12月10日至次年1月20日，无为县委组织第一次农村整党。参加第一期整党的有严桥、红庙2个区，28个乡，458名党员，平均每乡不到17名党员。截至1993年《无为县志》出版时，严桥区辖1镇5乡，计78个行政村，平均每乡（镇）有13个行政村。假设这个比例自新中国成立后变化不大的话，1952—1953年无为平均每个行政村只有1—2名党员。这也符合解放军第二十七军政治部渡江战役结束后的总结报告中称无为是“工作薄弱的新恢复区”的判断。

　　1954年2月13日石涧区区委在《谣言情况综合调查笔记》中，对谣言事件的成因也这样总结：

　　由于反革命分子这样制造谣言，迷惑和恫吓群众，再加上老区自首分子多，参加游击干部落伍多，他们既不进步，就埋怨上级，不满政府，诽谤政府。

　　由此可见，无为虽然是革命老区，但新中国成立后基层政权建设情况并不十分理想，且无为在抗战结束后有一段时间的“空白期”，实际情况远比革命老区复杂。在笔者采访过程中，曾听到受访者讲述其父亲在抗战期间参加游击队，后被国民党逮捕，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屡次写材料希望组织接纳，但最终也不被认可。在“水鬼毛人”事件中，“自首干部”与“落伍干部”等曾经的革命队伍内部人士也多有参与。

　　就无为县级政权来说，情况也较为复杂。从徐进等学者对无为县“统购统销”等问题的研究中也可以一窥端倪。1957年11月姚奎甲来到无为县担任县委书记，在1958年1月的干部撤换中，一大批县委干部被解职，这源自他对无为县委宗派主义的深深忧虑。姚奎甲曾回忆：

　　我由安庆调到无为，开始是不愿来的，听到一些同志反映无为县大，问题多，工作难搞，又是老根据地，思想顾虑重重。

　　省委书记曾希圣对无为的感情也很深。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本身就是无为人，前任无为县委书记彭醒梦则先后任恍城区、银屏区和新民区区长，直接在张凯帆的领导下工作。

　　革命老区的背景给无为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一方面，无为县“老区”的标签以及与曾希圣、张恺帆等省委领导的特别关系，使得无为特别受到领导的重视，承载了较大的期望；另一方面，无为在新中国成立后“工作薄弱的新恢复区”的实际情况与“革命老区”这个标签是不甚相符的，反而因为曾经的根据地背景，产生了大量“自首干部”，这个问题长期未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并且，在谣言事件初期，很多干部认为无为是革命老区，对谣言缺乏重视，导致谣言问题趋于严重：

　　当时我区少数党团员干部思想上忽视，认为老区没有什么问题，敌人更进一步的煽动落后群众，说政府与“毛人”通的，但群众一时模糊，受了坏蛋欺骗指使暴动，打我人民政府干部。

　　无为地方政权应对策略的转折点在“严桥事件”发生后，严桥区迅速向县级政权上报，芜湖专区、安徽省乃至华东地区政权都被惊动。从时间上看，无为县乃至上级政权的应对速度是非常快的；从效果上看，骚乱也被迅速平息。

　　在平息 “水鬼毛人”谣言的初期，县公安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县公安局长最开始不愿动用武力，对地方政权的谣言应对策略影响很大。其实，在此之前，地方政权也并非没有考虑“民众闹事”的可能性，任建华向无为县公安局建议在响山乡召开群众大会公开辟谣时，就向左明树局长申请从县局、回家过年的干警与武装民兵三个方面召集七八十人的武装力量。左明树局长则认为保卫工作繁重，武装民警大都派出，大部分兵力在各地看守粮仓，因此只派顾金德、翟恩章二人侦查小组协助任建华。

　　同时，在地方政权中，不同部门之间也存在认知差异和不同的意见。从1954年4月的一份县委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公安局在治安事件中有相当大的控制权，乃至引起其他部门的不满。人武部部长批评“公安局治安工作对区党委保密”，对武装部也保密。因此，在辟谣工作初期，地方力量并未动员起来（实际上其后也未能动员起来）。加之春节大部分乡干回家，区干回区，因此在一系列干群冲突发生时，地方干部未能有武装力量的准备。公安局与下乡干部、地方基层干部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与配合，下乡干部、基层干部辟谣时也没有得到相应公安机关的协助与保护。

　　其实，在任建华提出请求前的2月1日，在有左明树局长参加的县委常委会议上，研究了“无为县如何平息水鬼矛（毛）人问题”。这次会议不只要求“堵谣”，同时允许采取逮捕手段平息谣言。会议决定以下五种情况，应立即报县公安局批准逮捕：“一、积极传谣；二、为首的闹矛（毛）人（如集体睡觉等为首人员）；三、制造闹矛（毛）人进行偷窃、强奸妇女、敲诈勒索等；四、伪装水鬼矛（毛）人恐惧群众；五、殴打政府工作人员，辱骂政府干部，影响平息工作。”而且，会议还指定了重点逮捕的地方，如红庙、石涧、新民、尚礼等区。然而，在具体操作中，实际找到“传谣者”或是“为首者”并依靠地方力量进行逮捕，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县委会议后地方的冲突反而愈演愈烈，即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在认知上，对于当时地方政权的干部来说，“传谣者”与“闹事者”仍属于“群众”，而非“坏人”，并未将之贴上“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等标签。如从任建华作为当事人的回忆中，干群冲突中的“闹事者”形象基本是“村民”“群众”“一位老者”“冒失的青年”“一伙青年”等等。甚至在部队下乡平息动乱之际，任建华仍与芜湖地区公安处的科员提出“对群众不能采取过左的行动”，因那位科员与任建华关系较好，因此提醒任建华 “不能胡说，在平暴期间不能心慈手软”。

　　同时，在具体操作中，地方政权的实际策略也是受限的，地方政权不具备面对民众开枪的权力。2月3日，顾金德、翟恩章二人被村民关押，县长周俊与公安大队的中队长高建华带领一个排的公安兵力前去营救，高建华队长向周俊县长请示：部队到达时群众对抗能不能开枪自卫？夺我武器时能不能刺杀？因县长无权对此答复，只好逐级向上级请示，最后省委答复：在群众反抗时可以开枪，但要在说服无效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这从侧面同样反映出，在干群冲突初期，从省级政权到无为地方，仍将主要“闹事者”视作群众。

　　无为地方应对策略从缓和转向紧张与上级政权的介入有着直接关系。事后曾希圣回忆：

　　再如“毛人水鬼”事件，开始由于没有采取镇压方针，以致在几个月内即蔓延三十二个县的范围，被反革命分子打死打伤的群众和干部一百一十七人，严重地影响了社会治安。后来我们改变了做法，采取了侦破和坚决镇压的措施，群众就积极地起来参加斗争，“毛人水鬼”的谣言就很快地平息了。这些事实难道还不证明“肃反”斗争的重要意义么！因此必须肯定肃反工作的胜利是一切工作胜利的保证。

　　从话语与技术的互动上看，“革命老区”这一话语无疑对政权采取严厉措施处理谣言有着直接的影响，曾希圣等省委领导对无为县本身“革命老区”的印象在决定地方谣言应对策略过程中的影响应当不小。“严桥事件”后，安徽省委改变对“水鬼毛人”事件性质的判断，任建华回忆“曾希圣政委为此大发脾气，要对那些处置不力的干部严肃处理”。

　　类似地，在“大跃进”时期，无为发生严重水灾，曾希圣考察后认为无为县委书记彭梦醒可能不能胜任，他对张恺帆说：“无为是革命老区，工作要有起色，得换人。”姚奎甲由此上任。

　　安徽省委从事件严重程度上“逆向”判定该事件为“反革命事件”。这统一了不同部门在处理“水鬼毛人”谣言过程中的矛盾，也为无为政权下一步采取严厉措施提供了“话语”上的支持。随后，无为地方政权处理策略进入了他们较为熟悉的节奏：逮捕嫌疑分子，召开公审大会以及不同规模的党团员、民兵和群众会议等。

　　回顾事件本身，在下乡干部与民众最初的遭遇中，我们很难判断他们是因为“干部”的属性还是因为“陌生人”的属性与民众产生了冲突。从当时发生的其他事件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许多冲突实际来源于一些群众内部矛盾，而非干群矛盾。

　　资料来源：《关于无为县因“毛人”谣言所发生骚动事件情况综合报告（底本）》（1954 年 3 月 2 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6-1-009-3；《关于无为县因“毛人”谣言所发生骚动事件情况综合报告》（1954 年 3 月 6 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6-1-009-3；《（石涧区）谣言情况综合调查笔记》（1954年 2月 13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案号：67-1-130-22；《中共石涧区委员会关于闹“毛人水鬼”谣言经过情况汇报》（1954 年 4 月 3 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案号：67-1-130-23；张永松、吴志霄：《解放初期发生在无为县的“毛人水怪”事件》。张永松、吴志霄：《解放初期发生在无为县的”毛人水怪”事件》，载《江淮文史》1999年第4 期。

　　根据事后的统计，截至1954年3月6日，在谣言引发的冲突中，“计打死、打伤和被捆绑的干部就有五十八人，其中打死民兵中队长一人（党员复原［员］军人），重伤二十人：内县干一、区干一、村干十、公安队员二、海军一、邮工一、群众四，轻伤十七人：内乡干五，村干二，工属四，群众六；被捆绑的二十人：内乡干四、村干七、民兵五、群众四；被夺取我长枪四支、短枪八支”。在事后的报告中，上述冲突被定性为“坏人”煽动“落后群众”，而事件的参与者同样也被冠以各种政治标签，如“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等（见表1）。这些标签的使用，潜在地将“水鬼毛人”谣言引发的一系列冲突塑造为指向新政权的“干群冲突”，从而亦从话语上为采取强力措施提供了支持。

　　七、结论

　　本文从地方政权应对策略与上下级互动角度，对安徽省无为县20世纪50年代“水鬼毛人”事件进行了历史社会学的再考察。在材料的使用上，本文结合档案材料和田野访谈，将县一级政权针对谣言的对策重新放回诸级政府之间的互动当中，通过对谣言治理过程的追踪和分析，对事件进程的时间段进行了社会史梳理。本文认为，在谣言起、转、息的各个转折点上，安徽各级政府对事件的政治判断非常敏锐。县级政权的应对策略无论是“温和”／“严厉”的措施的实施， 还是“群众闹事”／“反革命事件”的话语使用，都是在与上下级不断互动、反复修正中形成的，在理解地方政府的“治理术”时，不能将之视作铁板一块。进一步地，无为县政治谣言的事件史背后，有一个更长时段的革命老区建设历史。新中国成立初期，无为县政权建设不足的实际与其长期以来“革命老区”的标签差距较大，这也潜在影响了谣言事件解决过程中的策略选择。

　　过去学者受材料与视角所限，研究重心主要放在县级政权上。本文指出，从地方政权治理的角度来看，无为县“水鬼毛人”谣言从传入到平息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处理“水鬼毛人”谣言初期，无为县级政权无论面对上级（地级、省级政权）还是下级（乡级政权），都处于“束手束脚”的境地。其应对策略在与上下级的互动间屡次转变，这也直接导致谣言在无为县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在县级政权落实“堵谣”政策的过程中，党团干部被派往地方，与谣言传播者、煽动者及民众遭遇，会有意无意地被误解为是政府有意训练并被放出的“水鬼毛人”，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干群冲突，此时地方政权仍未能有效控制地方局势。当较为严重的地方冲突（即“严桥事件”）发生后，省级政权直接介入县级事务，通过强力策略平息谣言，才使得地方秩序重新稳定。由此来看，地方政权的应对策略与技术，是在省市级政权与区乡级政权的反复互动中产生的，并且县级与省级政权的联系十分紧密，而非呈现出对立的态势。

　　与此同时，我们亦需关注地方政权在处理谣言过程中所使用的不同话语。“群众闹事”／“反革命事件”这两种对谣言事件截然不同的定性，不仅是在自身不同部门的互动中产生的，更是在与上下级不断互动、反复修正中形成的。最初县级及乡级政权皆倾向于将谣言事件定性为“群众闹事”，直至“严桥事件”爆发后，安徽省委从事件严重程度上“逆向”判定该事件为“反革命事件”，这统一了不同部门在处理“水鬼毛人”谣言过程中的矛盾，也为无为地方政权下一步采取严厉措施提供了“话语”上的支持。并且，从话语与技术的互动上看，“革命老区”这一标签无疑对政权采取严厉措施谣言有着直接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话语与技术始终处于一种互动的关系。

　　赵凯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李俊杰：清华大学历史系

　　严　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侯晋轩：清华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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